1954年三月下旬，江青突然接到一封来历不明的匿名信。
这封匿名信源自上海，经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唐为平之手转递至江青手中。
在接到那封匿名信后，江青怒不可遏，脸上显露出一抹紧张与不安的神色。
翌日，江青与我进行了一场持续整个上午的谈话，她坦诚自己在青年时代便是一位坚定而进步的革命战士。她坚称，近期有人对她进行诬陷，实属别有用心，其背后必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江青递匿名信给我看。
我瞥了一眼，便心生厌倦，遂将信件递了过去。
江青严肃道：
“难道无人能识破？此乃一封反动匿名信，身为公安厅长的您，务必明察秋毫，为我侦破此案。有人恶意捏造事实，对我进行诽谤，实则其目的并非针对我，而是指向国家领导人。”
这封匿名信主要揭露了她在20世纪30年代于上海的一段风流韵事以及她被捕后变节的历史往事，其内容详实具体。写信人对江青历史了如指掌。
鉴于写信人对江青在30年代的经历以及党内高层状况的深入了解，她推测此人必定是党内的高级干部，抑或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亦或是他们的配偶。
彼时，我深知写信人揭露她的过往，挖掘她的痛楚，实是对她如今身为第一夫人所展现的傲慢态度深感不悦，进而对她发出警示与批评，期望她能有所收敛，切勿过于放肆。
当演员时的江青
江青展示匿名信后，问我：
“你熟悉扬帆吗？”
当时她提问，我未察觉，随意回应：
“昔日，我身为八路军的一员，而他则是新四军的战士。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成为了上海的公安局局长，我们的联系日益频繁，关系亦愈发紧密。”
听闻我如此言及，江青面色微沉，语气中带着几分阴郁与微妙，回应道：
“你听说过他曾经的别称吗？他以前并非名为扬帆，而是叫殷杨。他曾任职于国民党在南京的戏剧专科学校。”
江青沉默了下来，四周的气氛变得略显凝滞。她或许在揣摩我是否知晓，扬帆曾搜集有关她在上海的资料，并曾致信延安党中央的情形。
当演员时的江青
三十年代，扬帆遵照党的指引，以记者的公开身份，投身于上海“左联”的文化救亡运动之中。
因此，他对于江青在上海曾遭国民党逮捕、变节自首的往事，以及她生活中所涉及的种种风流韵事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可谓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项英同志，闻悉毛主席将与江青结为连理，秉持对党的无限忠诚与责任，便着手整理一份关涉江青在上海时期的史料。他以此名义，通过密电形式向延安的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
“不宜与主席结婚。”
本报告遵循常规行文规范，明确指出资料来源——系由曾参与上海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的扬帆同志所提供。
遗憾的是，该报告不幸落入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之手。
精于投机之道的康生，出于其政治意图，将该报告转交给了同样供职于社会部的江青。毛主席自然无缘得见这份报告。
江青，为了一泄心头之恨，在康生的亲自授意下，先后两次将扬帆投入监狱。
江青在延安
在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的1943年10月，幸而审查扬帆历史问题的责任落在了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肩上。面对康生的重重压力，潘汉年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确保了正义得以伸张。扬帆虽被囚禁了10个月，但最终得以重获自由。
1955年新年伊始，扬帆再度被拘捕，被冠以“反革命”、“特务”的罪名，遭受长期监禁，饱受身心折磨。
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
然而，此刻潘汉年已在劳改农场离世，扬帆亦已精神崩溃，即便是前来劳改农场接他归家的妻子与子女，也已无法相互辨认。
毛、江在延安
谈完扬帆后，江青又问了我。
“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现任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曾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成员。正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将她从上海调至浙江，投身于这片热土的工作之中。
我的思绪瞬间从对扬帆往昔的追忆中抽离，重返现实。我言道：
覃晓晴在省妇联担任职务，我对她有所耳闻，但交往并不频繁。听闻她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女性工作者。
当时，我所知晓的仅是，扬帆曾在新四军军部任职期间，负责整理过与江青在上海时期相关的历史资料。至于覃晓晴与江青之间是否尚有其他未为人知的秘密，我则一无所知。
后来，我得知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之际，覃与江青同被囚禁于同一牢房之中。
覃回溯起自己被捕的缘由，原来是因为江青先行落网，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供出了她的身份。然而，江青后来却矢口否认，声称在特务前来逮捕她时，她早已搬离了住所。因此，覃晓晴实际上并未被捕，而错在覃晓晴身上。
江青赴苏联疗养就医
黑海边合影1953
1934年春季，我于上海，经我前夫高原（又名夏纬）的引荐，结识了李鹤（备注：此为江青当时所用的另一化名）。
彼时，我与李鹤同属上海“无名剧社”的一员。我唤她为阿姐，而她则亲切地称我为小净。
那年的深秋某日，高原急匆匆地赶回家，向我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李鹤被捕了。”闻言，我们立刻决定搬家。
1934年冬日，我与高原于福履里路的居所遭拘捕。大约两周之后，我们被法国巡捕房“引渡”至伪上海市公安局的看守所。
特务频繁地命令我上楼接受审讯。彼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悲伤，日以继夜地哭泣不已。
一天，“黑大个”特务问：
“何须烦恼？你不就是小净吗？有人在挂念着你哦，你那位阿姐名叫李鹤，她与我们提及过你。”
还说：
“瞧见了吗，有些人看似得到了所谓的‘好结果’，却终究落得个坐在老虎凳上，甚至被送进了龙华监狱的结局。”
李鹤与众人不同，她在此逗留数日之后，便重获了自由之身。
她性格开朗，充满活力，京剧唱腔尤为悦耳动听。她曾为我们清唱了几段，离别之际，还赠送了我们一张她的剧照。”
话音落下，特务便展示给我一张大约二三寸的肖像照片，上头的李鹤身着戏服，姿态仿佛正扮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一角。
1935年春，在我入狱之先，我向特务机构供出了我所知晓的“无名剧社”中的数位成员，李鹤便是其中之一。
江青（左三）在苏联
经查，江青被囚禁于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内，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的审讯组成员赵耀珊（人称“黑大汉”、“黑大个”）负责审讯，地点设在公安局特务股楼层面。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的编审组长先大启亦参与其中。
随后，我才逐渐领悟到，江青之所以在我知晓扬帆与覃晓晴关系时显得不悦，神色间流露出几分不自然。
我对江青的个性颇为熟悉。她心怀狭隘，多疑成性。她不可能未曾想到，鉴于我与扬帆、覃晓晴的交情，或许对我了解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也有所察觉。
面对她提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特务赵耀珊，我顿时提高了警惕，遂缄口不言。
我深知，赵曾是当年负责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心有余悸，生怕他尚在人世。
我仅言，赵耀珊于南京平定反革命之乱时不幸遭枪决。往日她常面容阴郁，此刻却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江青（左二）在庐山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
主席指出，此案并非反革命性质，或许是你工作态度不够谦逊，触怒了某些人，从而招致了他们的不满与非议。
彼时正值七届三中全会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进行清算之际。江青执着于将匿名信事件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态势相联系。她坚信此事并非孤立事件，亦非同志间因个人恩怨所引发的私愤，而是一起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政治事件。
随后，主席并未再提出任何反对之声，此举可视作对其观点的默许。
毛、江闲暇时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鉴于匿名信封上显著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指示公安部门将侦查工作的重心转移至上海的党政机关及文艺领域。
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
本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担任主持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莅临现场，我本人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亦共同参与，会议决定将这起匿名信事件定性为重大案件，并展开深入侦查。
在此次会议上，明确指出“18号案件”将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全面负责领导，而上海地区的工作则交由黄赤波同志主抓，至于浙江区域，则由我本人承担主要责任。
在会议中，我们对案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将关注焦点锁定在那些曾在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艺领域的相关人员。
侦破工作在极度的保密中展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督办此案，每隔数日便会召开一次案情汇报会。
当时，专案组陆续搜集了超过800份的笔迹样本，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笔迹鉴定分析。
他们针对那些笔迹与匿名信相似且对江青持有不满情绪的人员，展开了专门的侦查工作。这些案件的卷宗堆积如山，竟多达五六包。
这些侦查目标中，便包括了江青昔日房东家的女佣秦桂贞，她深知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曾对江青表达过不满，亦被纳入了嫌疑名单。
案子久拖未决。
毛、江与工作人员
当时，备受侦查时间之长、疑云笼罩最深的人物，非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莫属。
这起事件源于赖少其的提议。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赖少其曾提交一项议案，呼吁组织对贺子珍的生活提供关照。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
赖少其恰在华东文委任职。
在向柯庆施进行汇报后，专案人员得到他的判断，认为曾菲具备实施犯罪的条件和相应的思想基础。
随即，公安部门对曾菲的笔迹进行了细致比对。令人意外的是，曾菲的笔迹竟与匿名信的笔迹有着极高的相似度。由此，她成为了调查的重点嫌疑人，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和怀疑。
尽管对曾菲实施了多次隐蔽的调查，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在此期间，江青屡次催询，显而易见，她对案件进展缓慢、未能及时破获的现状深感不悦。
上世纪50年代
林伯渠、朱明在苏。
直至1961年，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真相得以揭晓：那些匿名信的撰写者，竟是林伯渠之妻朱明。
林伯渠离世之际，朱明向中央机构致信，就林伯渠身后遗留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汇报。经仔细比对，两封信件的笔迹竟完全相同。
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所写，随即自杀。
尽管朱明不幸以身殉命，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之中，“四人帮”仍旧将他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同志的过往问题进行了全面复查，并最终得出结论：
朱明在信中对江青所述内容进行了详细陈述，明确指出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是严重错误，这完全是一起冤案，理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其清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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